亲历改革:吴敬琏回忆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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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0-09

  吴敬琏:“我是1953年应该毕业,因为我有病,所以在校留了一年。

那么54年分配,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。 我记得在火车,我们复旦大学的毕业生,坐到北京来了,有半节车厢,一路高歌猛进,认为很快中国就要像当年的苏联了。 所以,我曾经在八几年写过一个文章,叫《我的经济观》,我就讲到当时的思想,用一句话来概括,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。 但是我到了经济研究所以后,做的是一个企业财务研究,这到了企业一看,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,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,有很大的问题。

  特别是我1954年开始工作,1956年在苏联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,我们也有一次“解冻”,这时候正好是三大改造完成了,要准备开第八次代表大会,于是从下到上的总结经验,国家经委也组织了一次体制调查,国家经委是管国企的,我们主要在东北,另外在济南机床厂,在上海机床厂也做过调研,发现企业里面的状态相当得不好。 而且那个时候是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,我们就不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际?管理体制了,就用苏联管理体制,这个企业的经理人员对这套体制是非常有意见。

  接着来的就是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。

那么有很多经济领导干部,就讲苏联体制的问题,我记得有一个中央商业部的研究所的副所长,在讨论会上就说,要把我们国有商业企业搞好,那是与虎谋皮。

这位同志后来打成右派了,很多,讲了好多意见,我参加了国家经委的体制调查,听到的都是对这一套体制管得过死,完全无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,不管是工人还是厂长、经理的积极性,提了很多意见。

”    吴敬琏:“后来我在苏联考察的时候才知道,这个人是苏联改革的一个先锋式的人物,他是搞财政的,也包括企业财务的,他就是强调什么呢?卢布监督、经济核算,所以这样就形成一套观念。

在中国期间,他帮助建立了苏式财务管理模式,直到2000年前后,中国的交通、物资流通  所以那个时候心想我们可能也要设计这么一套,能够比较有严格的经济核算,比如这一套利润制度、税收制度。   合理定价,然后征收一个税收,把这个计划利润定到一个合理的标准,然后通过他的经营,用计划利润超计划还是没完成计划来考核他,这是经济核算,用我们导师的话叫用卢布监督、货币监督的办法来保证具有某种自主权的企业,能够提高效率,通过利润指标来提高效率。

”    吴敬琏:“这套东西其实后来跟当时,我当时不知道的孙冶方的想法其实也是一样的。 可是这个时间很短,很快,大跃进来了,大跃进完全是另外一套方法,就是精神刺激否定物质刺激,接着更厉害,就是反右派,反右派,自己回忆自己的思想,我这个思想完全是右倾的,要彻底改造。

所以这个退,往回退,那就退得厉害了。 退得比原来,比苏联还左。

  后来发生比较大的转变,比较大的转变是文革,特别是下了干校。 我是一个从城里长大的,而且是个富裕阶层家庭。 对农村知道的很少,当然四清的时候,我在四清工作队里面还是比较负责地工作,多少有点知道那个政治,农村经济怎么回事情,几乎一无所知。

到了干校以后冲击很大,冲击很大。 从那个地方,我们干校是在大饥荒的时候,死人最多的那个地方,河南信阳专区。 十室九空,无人村很多,叫绝户村,就没有人了。

一部分人饿死了,一波人逃荒逃了。

所以中央机关的干校大量的是在这个地方,拥有大片的荒地,你听到,特别是后来有些人派去搞整党,听村民讲故事,他们忆苦思甜会,忆苦讲的都是1958年的事情,不像人间的事,所以对于实际的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了。

  那么当然这也是一些感性的东西,感性的东西,使得我原来树立念当然动摇了。 它问题在哪里呢?还是应该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,正好我又碰到了,在干校交了一个亦师亦友的顾准。

顾准说我们应该要放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历程中,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中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,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一个更高的、更本质的去观察,又开始读书、研究、思考、讨论。 所以,对于过去出现的问题,大体上是有所认识,就是要离开这一条道路。

  但是你要往哪里走呢,它显得很模糊,显得很模糊,这个又经过了很长的历程了,简单地说起来大概是这样。

80年代的时候,我大体上是认为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可能的出路,作为市场社会主义,它从世界范围来说,它是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最先提出来的,就是说在保持国有制、保持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,不要用指令性计划,而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模拟市场,按照供求来制定一个价格。

这样一个价格就很相当于市场价格。 从数量上是一样的,不过它是用计算的方法记。

另外,让国有企业都有一定的自主权,按照市场的状况来决定它的,不是决定大的生产方向,而是品种啊,规格啊,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 是这个东西。  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改革初期,70年代末期,请那些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来讲课,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叫布鲁斯,波兰的,这是兰格的大徒弟。

另外一个是当过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副总理,叫希克,到中国来讲课,他们那一套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东西,对我影响很大。

  另外,市场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有本土资源,我们的孙冶方,孙冶方虽然自己并不自称是市场社会主义,但是他的思想基本是在这个框架下。 后来大家发现跟市场社会主义很一致,是81年的时候布鲁斯访华的时候,去看了孙冶方,孙冶方那时候已经病重,住在协和医院了,他们两个用俄语交谈,一见如故。 他们两个的模型的语言不一样,布鲁斯多少用了一点现代经济学的语言,孙冶方用的是苏联式的语言和中国式的语言,但是他那个基本框架是一样的。

  我自己总体来说,不管是在文革以前或者文革以后,我跟冶方非常亲近,虽然中间有曲折,所以我对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崇敬的。

  所以这段时候,80年代基本上是市场社会主义,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市场,而是运用市场来改善计划经济的运作,改善国有企业的运作。

  到了80年代初期,有一点我是跟我们经济学界的主流是一样的。

当时不管是哪一个派别,只要有希望要改革的,大概有一条是一致的,就是市场取向,要扩大市场的作用。

”。